明成祖朱棣 (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 在明成祖朱棣的授意下,明朝编撰出了《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套什么书呢? 是一套类书。 这其中收录了古代中国的大量典籍,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医学,宗教,农业生产,非常庞大。 全书有22937卷,11095册,字数有3.7亿之多。 我跟各位说,这是一个相当之惊人的数字。 要知道古代没有现代的印刷设备,编撰这套书,不仅需要搜集整理大量的图书,还需要有专门的抄写人员把他们誊录一遍,所以说非是明朝这种大一统帝国在国力强盛之际才能修的出来。 很珍贵,修出来之后那简直是国宝,专门找房间放起来,专人看守,轻易不示人。 您说不示人到什么程度?老百姓是不可能看到的,官员想要看,也要看你的级别,可就算是级别高,想看也费劲,你比如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内阁首辅,名字叫沈一贯,他有一次想看《大典》,皇帝还挺老不乐意,最后是把沈一贯带到存放大典的地方,周围十来个锦衣卫盯着沈一贯,让他赶紧看,看完赶紧走。 但是,就是保护如此严密,朝廷如此重视的国宝,随着时光流逝,却一套一套,一本一本的,越来越少。 时间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初二。 京师四库馆,灯火通明。 我们知道乾隆也爱修书,这个时候他正在编修一套另外的类书,叫《四库全书》,那么很多官员都参与到了这个工作。 因为修《四库全书》的难度也不比《永乐大典》小,也需要大量人员分工合作,有人负责搜集书籍,还有人负责校勘,审定,有人负责抄写。 抄写什么?诸位有所不知,《四库全书》的很多内容,都是直接从《永乐大典》上抄下来的。 比如官员钱世锡,他就负责审定《永乐大典》中的一些书籍,看看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整理出来,再交给别人摘抄。 当年五月初二,白天钱世锡的工作没干完,他就从宫里拿了十三册《永乐大典》,打算带回家继续看,但是他没有说自己拿着书回家,而是把书交给了自己的家人王富,让王富先把书带回去,王富带着书,雇了一辆马车,直接就回家了。 然而不妙的是,就在这期间,十三册《永乐大典》不翼而飞,丢了。 (四库全书馆) 《巡视北城监察御史赋泰、张秉愚奏为翰林院庶吉士、四库全书分校官钱四锡赴武英殿领出官书十三本在回家途中被窃请旨交部严处事》记载: 一时疏忽,不知何处被贼窃去。 根据王富交代,他说书一直就在自己身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丢的。 后来根据官府调查,是一个叫做马四儿的惯犯在王富乘车回家的途中将书偷走。 至于怎么偷的,史料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马四儿必然是一个神偷,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接近了王富的马车,然后如探囊取物一般把书偷走了。 马四儿把书偷走之后,还试图来京中变卖,但还没等卖出去,就被抓获。 乾隆皇帝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很生气,特别生气,非常生气,皇帝为什么这么大气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六年前,乾隆三十八年,朝廷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开始修《四库全书》。 可是刚一开始修,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要修一本汇集古今著作的巨型丛书,那就需要很多朝代的文献,但问题是,明朝的文献还比较好找到,但宋元相隔太远,很多古籍已经亡佚,市面上也找不到完整版本,怎么办? 哎,还是从《永乐大典》里头抄,官员黄寿龄就负责这个工作。 黄寿龄也是白天没干完,晚上要带回家去抄,当年六月十三日晚,黄寿龄把六册《永乐大典》用包袱包了起来,带出翰林院,叫了一辆马车,然后往家走。 半路上,黄寿龄是: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一五九件: 偶然腹泻下车,被贼连包窃去,追觅无踪。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黄寿龄坐车做到一半,到米市胡同,他突然闹肚子,没办法他只好叫车夫停车,自己则跑下车到路边方便。 等到解完了手,黄寿龄回到马车上,六册《大典》不见了。 事发之后,乾隆皇帝勃然大怒,皇帝说: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一: 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可不误课程,原无藉复事焚膏继晷。 (史料记载) 这《永乐大典》是世间罕有的奇书,你负责修书,难道你就能偷着带回家吗?再说了,单位都管饭,你要加班,你直接在单位把饭吃了,在单位加班,你回去干什么? 黄寿龄因此受到责难,皇帝派人调查了一个多月,六册《大典》也毫无下落,找不着。 但说出来您都不相信,一个多月之后,丢失的六册《大典》不知道被谁放在了河边,被巡逻的官兵发现,《大典》因此失而复得。 您想,六年前黄寿龄因为私自把《永乐大典》带出去,已经被皇帝训斥了一顿,六年之后又有人带,而且这次都不是自己带了,是交给家人带,难道皇帝的训诫,你们都忘记啦? 事情自然没有这么简单。 想一下,当时四库馆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有限的官员们需要校对大量古籍,官员必须频繁的调阅不同书籍,如果每本书都只能在馆内阅读,不许带走,既耽误工作,也会增加管理成本。 事实上,